于泽华先生：我所见到的胡双宝老师

胡双宝老师，1932年9月18日生于山西省文水县，1947年在解放区参加工作，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，1963年任职北大中文系，后任编辑、副编审、编审，1963年起享受政府津贴，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。主要著作：《文水方言志》1988 《简化字繁体字异体字辨析手册》1988  《汉字史话》《易混是错词语辨析》2002 《语文隨笔》《汉语·汉字·汉文化》1996 等。合著合编的有《实用公文写作教程》《中国汉字文化大观》《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》《古谚语辞典》《全漢賦》《六十四卦经解》等。1997年离休，六十多年没有离开北大。

我是为出版自己著的《汉字表音化》一书，2003年与老师相识的。至今我们仍保持着联系。惊闻老师于2月9日突发脑溢血离世，享年88岁，失去了我一直称呼他为老师的良师挚友，我万分悲痛，空落落的，若有答疑解惑的事，我还能向谁述说？正值新型冠状病毒暴发期，我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，没能送他最后一程，很难受，我特意发回忆一文，算是我对他的思念吧。

我所见到的胡双宝老师

《汉字拼音化》一书写完后，我跑了几个出版社，感兴趣的有几家，但拿出真格的给出版还没有。当时我想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，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，学术思想肯定很活跃，可能对我的书感兴趣。

一天我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，负责人不在，编辑室编辑们听说我写了本有关汉字拼音化的书，有的就打听是怎样实现拼音的？当我说着说着几乎全室的编辑们都过来了听。后来万琛编辑提到可以找胡双宝老师看看，每周一准在。当时我心里一亮，原来大名鼎鼎的胡大学问家在这里，我压着喜悦地心情说：胡老师我没见过，只有求万编辑引见了。过了几天万琛回电，给了我胡老师家里的电话。

去年12月30日上午我按约到了出版社，我怕叫老师等我，起大早赶到了北大出版社，到时人员还未到齐。我在楼道里等着，不时地看一看布告牌上东西，斜对面的经济哲学编辑室出来个人，一问听说我在等胡老师，主动地让我到室内坐等，并热情地给我沏了杯茶，又给了我一份报纸说：开着门，他来了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他。我说我们没亲眼见过，虽在书报上看过，但不一定认得出来。他说，没关系，来了我告诉您。

经济哲学编辑室正好在一头，把着楼梯口，来人正好能看见。我坐在沙发上喝着茶水没心思看报，不停地看着门外。过来几名中年人，又过来几名年青人,心里猜想：胡老师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，又是北大教授，全国著名的学者文字学专家，定会是西装革履，油光发面，抑头挺胸，慢行方步的大人物。突然过来个老者，身穿深灰色雨绒棉猴短大衣，在布告牌上迅速溜览了一下快步离开了，心里想这不会是他。

一会，过来个人说谁找我？他个子高高地，微显红黑而健康，正是刚才过去的那位。我忙说我找胡老师。他说：我就是，并很快带我到了他的办公室。我简短地说明来意，互送了名片。我从申办专利到写书，从热心汉字拼音化到急切想出版我的第一本书的心情，他静静地听着，并不时插以问话。我把专利获得的各种奖状、研究员证书、科学院士证，特别把香港评估我专利值3670多亿报告书等等都摆在了他桌前。他并不轻视这些，但又没有把它们当成真是那么回事，他只是挑检地扫视了一下，显得明世成熟和亲切安祥。他讲，我孩子在国外学习工作，写信用拼音，我看着很费力，我看拼音代替不了汉字。我也不客气地回答说：要不要汉字还会争论下去的，将来留学的回国的会越来越多，受拼音字影响很深，年青人讲究节奏快，谁还考虑你什么传统，拉丁化还会提到日程来，我把话放在这，到时我的书会起很大作用的，不是非拉丁化不可。他细心的听着我的高论，不时地接给他打来的电话，还常来人请教他。一中年人请教经纬度如何来表达？一会儿又来了个年青人问：加拿大、美国、香港、台湾等国家和地区，这样写法行不行？

他翻看我写的书后说，现出版社任务很忙，你的书选题太偏，销量不大，恐怕要出一万元赞助费，后又说得一万五。在他与别人谈话时，我环视了一下办公室，大约不到15平方米，书架柜子很多，有五个人的办公桌，一办公桌上还有一台电脑，胡老师桌子没有遮避，没有依靠，正处在中央，好似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正是被批斗人的位置。我们都是经历过文革运动的，一些人的疯狂历历在目，我深信像这样的权威是永远批不倒的。知识本领不是通过巧取豪夺来的，而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刻苦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。据了解他是山西文水县人，北大中文系毕业，著有《文水方言志》《汉字史话》《简化字繁体字 异体字辨析手册》《汉语·汉字·汉文化》《易混易误词语辨析》；合著有《中国汉字文化大观》《中国古谚语辞典》《实用公文写作教程》《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》《全汉赋》等。知识的渊博有目共睹，在专业上树立了一座座丰碑,头脑中的智慧丰富于实践、群众，而勇于实践，始终又和群众在一起，因此，得到群众由衷的信服和拥戴是自然的。

当我们分手时，他执意要送他著的一本书留念。下楼一层近旁就是书店，拿了两本去交钱，我抡着并说我这有零钱，真是一个大实在对上了一个大实在了。他在一书扉页上留下“于泽华先生雅正”，签上名字日期。字写的很小，也就是五号字，我真佩服他的眼力。

后来我联系到中国专利局出版社，有一项业务叫作“按需出版”，虽不给版权但能给出书人著作权，发生纠纷可出法律有效证件。真使我迷惑：怎么能把版权和著作权一分为二了呢？况切我送去的书已装订出册了，一本书出版才收2500元。编辑听说我的书稿已交到一些出版社，他特意说：你的书稿一换名就成了别人的啦！出版了你一点脾气没有，打官司你都赢不了。他用意我是清楚的，书稿放在胡老师那里我是一百个放心的。我读过他的文章，发现他很敬重别人，不管引用哪一个观点他都点明出处，那怕是一个思想上的闪光点，都要讲明是在哪发出的。这就是大家的风范。因此，书稿已放在他那有几个月了，但我感到就像送到保险柜里一样安全可靠。

2003年5月4日於陋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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